衰年变法

我随着共和国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路程。这五十年，我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三十来年，从忠诚老实、三大革命、整风反右、大跃进、四清，直至十年动乱，运动不少，我不是当运动员，就是当啦啦队，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不少人原本是应邀随便说说，哪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招来了几十年的灾难。于是慎于言而敏于行，近三十年的大部分光阴就这么度过去了。

后二十多年，雨过天晴，人们以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抚平了旧有的伤痕，眼见中华大地经过剧烈跳动和碰撞的各种板块都渐渐地平稳下来。80年代，我以花甲之年，进入第二个青春期。看到人们多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也不甘于再蜗居在纯学术的象牙塔中，总想改变一下自己，至少能把自己前三十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用群众能读喜看的文字回归于群众。经过摸索探求，我找到了随笔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于是我开始学写随笔，我要写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我读的书不仅是用文字写的书，还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我走的路不仅指地理概念的路，也包含拖着沉重脚步，跌跌撞撞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将以动乱纷扰后的冷静，写观书、阅世、知人之作。我把一篇篇的新作发表在报刊上，向师友们呈现另一种文字风貌，显露点轻松洒脱的姿态。

为了经营好我这片新开辟的草莱，增强对它的营养，我要“恶补”既往的孤陋，读过去没有读过的书。有的随笔行家里手说写随笔当奉蒙田为鼻祖，但我不知蒙田为何许人，于是就去找蒙田随笔来读，学校仅仅只有梁宗岱等选译的《蒙田随笔》，读后感到有很深的哲理性，一般人是难以一时领悟的，不管蒙田的这种写法算不算随笔，蒙田算不算随笔鼻祖，但我很想能窥其全貌。后来听说蒙田全集出版，跑了多家书店都未能如愿，亏了有位忘年小友转了半个北京城买了一套送给我，才如愿以偿。也许是我随笔方面的功底差，至今还差一本没有读完。又有人问我作家随笔和学者随笔的异同，于是我连索带买，读了好几套这类的书，得出来的结论是：作家在激情思维和生动有趣的表达方式上很有优势，学者在深层思想、对文化的独特思考与见解上颇具根底。如果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那我国的随笔不仅质量会更上一个层次，而且随笔资源也将源源不断。我又听到有人谈弗洛伊德，就借了文聘无所著的弗洛伊德传《直面人生》来读，连带还翻了翻《张竞生文集》，拨去了近百年世俗给他蒙上的灰尘。我读了若干前三十年不敢看、不想看和没有机会看的书。虽不是茅塞顿开，但也开拓了视野，启发了思路。纯学术的文章写得渐渐少了，而随笔的见报率则颇见增长，有积稿盈箧之势。

正在我沉浮于随笔热中，我的早期研究生徐建华副教授发觉我的随笔现象。他很重视我的这种转变，非常真诚坦率地把书画界人士经过多年蕴积，晚年书画之风大变，以求另辟蹊径，更上层楼的“衰年变法”现象，用来评价我由纯学术转向写随笔的现象。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衰年变法”。我接受他的这番评论，承认在晚年的这种新追求应称得上是一种“衰年变法”。后来又听说国外有些科学家五十岁以后，当在专门领域中有所成就时，往往向普及科学知识的道路转变，我虽称不上学有所成，但知识回归的行动确给我很大的启示，更坚定我去从事学者随笔的写作。于是我不断地写啊写：写读书的时有所悟，化艰涩为平易；写世情百态，诠释人生；写古今人物，求历史的公允，发故旧的幽微。我写随笔的终极目的不过是：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来；阅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知人之论，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本着这样的想法，我耕耘不辍，十多年间，我在许多旧友新识的推动和鼓励下，写了六七百篇随笔，初见“衰年变法”的成效。90年代开始，我受到社会的关注，整理编次我的随笔集，先后结集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邃谷谈往》、《一苇争流》等6种。面对这些如亲生儿女般的篇什，我似乎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